夫谋天道、定社稷、破乱局，当以利同，以意合，分之以食禄，化之以名义，力不可不强，虑不可不长远，满怀希望，常抱死志，如此，可为之也。
三代以来，帝、王与诸侯共治天下，所用者皆贵族也，似伊尹之流，终有数，亦天时也。
然，步朝堂，论国政，其名不正，言必微也，其势未成，行必难也。
先圣孔丘初为政，尝于季氏为吏，后平子为其正名，添为大夫末流。
季氏专权于鲁国，危其君，侵其民，此非礼也。
天下失其道久矣，礼乐崩坏，上必有乱政者，在鲁三桓也，尤以季氏为最。
水至浊亦存白鳞，有活源也；夜至暗尚有星光，能自耀也。
故虽以仲尼之志，向礼卫道，上思周公摄政，知功出自其位，德全于己身。
处微末之时，当不拘于道，不困于礼，盖人皆以利禄为要，生民之愿重于圣贤之志。
力无处宣泄，志不得施张，则内犹修身以养德，正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
所谓失道、违礼，此人欲所致，执政所为，私心甚于公心。
夫欲以己道成天道，以公心胜私心，首要在其位，次者强其力，余者固其心。
道为根本，此三者，成道之要术，如此，可成也。
既已知其要，然后可以行，不至于有惑也。
自仲尼为政，任中都宰，礼施于要处，政通于上下，一年，四方皆则之。
礼乐，秩序之法，故使民安其所，政有其为，如此，可兴焉。
所谓贤者，使民能安其所，政可有其为，性不必高洁，德不必广博，亦大善。
古之为政也，皆在七言之中，谓‘定、兴、治、盛、衰、乱、亡’。
于鲁国，国势虽衰，乱象已生，未至糜烂，犹可用之以礼乐，因其秩序尚存，故力多有施张之处。
夫有为之士，得一器之利而备兵甲，全一域之功而向四方，此人欲也。
时仲尼已有仁政，然鲁国之患，在三桓，在国君之威仪不盛，权柄不利，上下失衡，君臣无度。
孔丘欲以礼乐正天下，然周室衰微，几不可挽回，重在鲁国，首要三桓。
三桓势大，遥想昭公之时，欲除而不能，负身出逃，至死尤悔。
一人之力，寡也，二人之力，盛也，三人之力，势也。
孔丘之力尚不如昭公之时，而三桓之势犹重，此谓敌强我弱，为之奈何？
三桓者，专权于鲁国，所害者，不在鲁民，不在大夫，惟在鲁室，犹在鲁侯，窃其权而夺其民也。
上失其威，则国必生乱，下专于权，则内必生怨。
故仲尼之为政，治其乱而平其怨，复推礼乐，以图王兴。
此亦鲁侯之望，虽非意合，乃以利合，似有同心，或能勠力。
定公进孔丘为司空，后授之以大司寇，相鲁国。
孔丘初涉相位，七日，诛少正卯。
少正卯，鲁国之大夫，官至少正，仲尼以卯身兼五恶，遂行君子之诛。
五恶者，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此五者，非人伦之恶，非性命之恶，异于礼乐，殊于庙堂，故所谓贤者恶之也。
鲁之大司寇，掌缉捕刑诛之事，然，擅杀少正卯，言不正，名不顺，且有违于礼。
世多有疑，有，则可辩圣人之为政；无，则合圣人之仁德。
故较之礼之仁德与政之得失，后人从其无，取之礼乐。
余从其有，惟论政之取舍。
世有传言，少正卯广开私学，收授门徒，孔丘之弟子，多有往之，独颜回例外。
卯之学，乃刑名律典之学，异于礼乐，迥于孔丘。
古之为政者，登临高位，多有私心甚于公心，以公济私者，多见于史册。
然以仲尼之志，前不见其欲显于形，后不见其行露于外，所求者无非复礼兴业。
礼乐者，分上下，明远近，定次序，制数目，尊上而御下；律法者，分善恶，明利害，同生死，去殊异，维上而治下。
存礼乐，必轻律法；立律法，必小礼乐。
两者非不可并存，古之贤达，或重礼乐而辅律法，或重律法而辅礼乐，临事而决之。
然，春秋之时，王道既衰，霸业已明，礼乐存而渐失其道，律法立而未章其势。
诸国之君主、大夫、贵族，皆得礼乐之利，虽不尊其实，亦护其名。
守礼乐之旧而排律法之新，皆为私欲，似秦之商君、楚之屈子，皆受其害。
于孔丘，则不然。
礼乐，在宗、在威、在别、在数，律法，在一、在信、在同、在变。
两制不可并用，若用之，当不在首要，当不安一所。
处位愈高，愈是如此。
家国之道，不容忧疑，一经忧疑，轻则损命伤财，重则毁家灭国。
为政之私，不在己欲，贵在守道。
盖仲尼诛少正卯，不在其私情己欲。因律法迥于礼乐，仲尼欲复推周公之礼，此天敌也。
是故，在政不加其污，于德自伤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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