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国库的钱，对杨锐来说，就等于斩断了最大的资金来源。
国库的钱再少，源源不断的供应下来，起码也都是几千万上亿的资金，换成美元也是要上千万的。对于任何一间实验室来说，这笔钱都应当要予以重视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用的国库钱越多，受到的管制毫无疑问的也就越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有的美国大学或研究所会拒绝州政府的拨款，有的欧洲大学会拒绝国家财政的追加资金，主要都是管制的原因。
尽管说，到了杨锐的地位，能够管得住他的科学界人士并不多了，可谁愿意头顶上多出一个婆婆来指手画脚，哪怕比划的都是鸡毛蒜皮之事，也不是令人愉快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到了杨锐的地位，他又何必如此呢。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舆论风潮。
杨锐可以不在乎国外的纷纷扰扰，那是因为他立足国内。而他既然立足于国内，他就要关注到国内的舆论风潮。
想要一夜之间改变国民素质是不可能的，记者做不到，政府做不到，鲁迅做不到，杨锐更做不到。
想想10年代做射电望远镜都有人骂劳民伤财，就知道这个词在中国的根深蒂固了。
不过，10年代骂射电望远镜的都是傻黑粗，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对网络的重视程度，只能勉强说是压力。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报纸的影响力可不容忽视。
既然主流媒体提出了意见，那杨锐就不能轻视它了。
就在最近几年，有多次的所谓国民大讨论，其中既有“大学生救老农值不值得”的社会问题，也有真理大讨论的政治问题。不谈背后的推波助澜，媒体尤其是纸媒的力量不容忽视。
无冕之王做二逼之事的时候，可以毫不犹豫的扒光了扔出去，因为他们光着身子没有王冠。
但是，当他们的问题得到了主流认同的时候，其人头顶虽无皇冠，却有黄袍加身的影响力。
杨锐可不想做与主流舆论对抗的科学狂人。
这其实也是国民科学家与外卖学者的区别。
国民科学家是要照顾国民的情绪的，外卖学者需要照顾的是外国爸爸的情绪。
所以，外卖学者不会去做克隆羊，国民科学家就……让国民开心就好。
不用国库的钱，不代表不用国家的钱。
80年代国内还没税改呢，中央政府拿的钱远没有地方政府多，甚至国企手里都存着大笔的钞票，只是比较零散罢了。杨锐想到此点，就毫不犹豫的将“国库”给放弃了。
记者们有点措手不及，一时间乱了方寸。
“杨教授，您的资金将从何而来。”
“人体基因组计划不是必须用公共资金吗？”
“杨教授，您的计划是什么？你要加入到国外的人体基因组计划吗？”
“杨教授，人体基因组计划确定吸纳中国了吗？”
大家问的多了，反而没有了重点。
当然，最多的还是连人体基因组计划都搞不明白的记者。
这也是克隆羊带来的副作用。
社会影响力提升了，记者来的就更多了，但是，关心专业的作者比例也就少了。
杨锐不用对混乱的提问给予回应，用手拢了一下耳朵，装作听不清的样子，脚步匆匆的离开了教室。
他给出的答案足够记者们消化一阵了。
只要“不用国库钱”几个字发出去，就足够说明自己的态度了。
再有偏执的民众，就不用理会了。
“以后的教室，要实行准入制了。”杨锐走出一段，对王镭道：“不能谁想提问就提问，必须得是咱们认可的媒体才行。”
“哪些媒体算是认可的？”
杨锐沉吟了一下，道：“不如这样，搞邀请制，你弄一点邀请函，给各大媒体发出去，尤其是在京的媒体，大一点的都发，但是邀请函搞的朴素一点，寒酸一点，寄送的方式也简朴一点，然后给他们一个星期的回馈期，到时候没有回馈的，没有拿邀请函的，就不要来了。”
“那也好多媒体吧。”
“以后每次都发邀请函，想来的要提前两三个星期做准备，等风头稍微过一下，很多媒体嫌麻烦就不会来了。再以后，我们就不给不喜欢的媒体，还有上次没回馈的媒体发邀请函了，几轮下来，应该就没多少记者追踪了。”别看新闻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一个个凶猛的和棕熊似的，实际上却都是怕麻烦的主儿。许多记者连文章都懒得写，就让受访者自己撰写。
80年代的媒体风气正是飞流直下之际，杨锐也不介意利用一下。
他并不是喜欢自我隔离的学者，但是，课堂上的媒体是很没有必要的，与其让他们占据一个位置，还不如让出空间来，多填补几个学生呢。
杨锐的教学能力一般，但是，给有志于生物学的学生们上上课，本身还是很带感的事。想想三十年后，这些读北大和清华的孩子免不了有许多成长为科学大佬了，见到杨锐，起码也是听过他课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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