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叔，早。”
穿着一身类似于后世的练功服，山麓林木皆裹素装，大雪初晴，山间虽然无风，寒意犹凛，这青年却衣着单薄，朝阳映照下，刚晨跑结束的脸上泛着红晕，那是青春飞扬、健康强健的光泽。
发须花白的老者刚刚将陵墓左侧存留的一处积雪清扫干净，回头望向青年：“三郎早，跑完三十里啦。”
青年拧腰压腿做着拉伸动作，双手划了一个大圆：“沿玩珠峰脚跑一圈，不多不少正好三十里。”
做罢长距离跑步后的修整动作，青年从老者手上接过点燃的三支香，在墓前蒲团跪下，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朗声说道：“阿公，早上好。”
墓碑上端端正正用隶书刻着数个字：王公安石之墓。右侧两行小字写着：安石三莅江宁，卜居钟山，子姓兄弟，多着籍焉。
整座陵墓并不大，更谈不上气派，占地约一亩，墓前有华表、坟庵，两侧有树木拱抱。墓前左侧搭了两间草堂，供守墓祭祀者居住。
此处是钟山南麓的独龙阜玩珠峰，遵王公生前遗嘱，除其父亲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与儿子王雱皆葬于此处。
是的，此处便是褒贬不一的完美主义者、倡导主持新法引发朝野纷争的前翰林学士、参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荆国公、司空、太傅……临川先生、半山居士、介甫公王讳安石之墓。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赵煦即位，改元元佑，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加王安石为司空。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
在得知新法被全面废除之后，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郁然病逝于江宁钟山，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
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王安石死了，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不管怎样，王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对于某一部分人们而言，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信号。
司马光闻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政治家没有了对手，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这位新上台的宰相，此时正在家养病，当即提笔给另一位宰相吕公着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简短的书信中，司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的姿态。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小皇帝赵煦就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
作为王安石政治上的敌人但又是人格上的知己的苏轼如是言：“……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闲，靡然变天下之俗……”
他并没有以旧党的口吻全盘否定王安石，而是公正地评价了王安石，对他的事业、学术、文章表现了高度的理解与推崇。
王公逝矣，其生前敌后诸多评语如韩琦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曾公亮之“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唐介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曾巩之“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司马光之“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黄庭坚之“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或褒或贬、或敌或友，都无关重要。逝者长往矣，管它洪水滔滔。
王棣却想了很多，于他而言，王安石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更是他的亲人，是疼他爱他、关怀呵护的长辈，也是顶天立地、具有极强人格魅力的真男人，可用“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定义其一生。
在他看来，王安石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作为一个文化人，王安石本该有很多路可走。位极人臣，光宗耀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或是做朝廷的御笔，小心翼翼，写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的诗文本来就是第一流的；如果“不为五斗米折腰”，那就到桃花源去，青山绿水，男耕女织，天伦之乐，也是一种选择。
人各有志，有人向往浅滩，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龙，是热血男儿，是个有性格的文人，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安危的关注，对朝廷命运的关注，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结束。他甚至耻以文士自名，其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于经世致用，重道崇经。的确，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出现在北宋的历史舞台上，两任执政，倡导变法，权倾天下，在当时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历代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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