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想错了，聂胜琼并没有再向他邀稿。
她似是忘了这事，又似是受挫太深而“自暴自弃”了。
可别看与贺丽丽相差的这五百枝花，那可是五百两银子呐。
彼时官员俸禄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大类。
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均由政府埋单，数量也相当可观。
外任官员不能携带家人，而家人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米，面，肉等，还有招待费，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
换算一下，自真宗朝起，由于白银存量少，导致银价不断上涨，以两贯铜钱折一两银子，太平时期米价，是一石六百至三百钱，一两基本上可买四一八石大米。
元丰元年，全国白银总产量为二十一万五千两，之后年产也就在二十多万两左右。
可见，银子的购买力是相当强劲的。
江宁知府的俸禄大抵是每月三十贯，约十五两银子。五百两银子，便是知府大人三十三个月的俸禄。
只能说，江宁富庶，娱乐业发达。
彼时商业蓬勃，远胜以往。唐代及以前，商人只能在规定的地点即设有围墙的坊市内从事交易活动。坊市闭门以后及开门之前，无故行走者将受到被二十鞭子的处罚。
到了本朝，由于商业活动增加，城市布局已打破了唐代坊市界限，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明令保护。
由于朝廷的保护，城市小贩更加活跃，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商业经营，利润极高，大抵为逐什一之利，是有“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之谚语。时有“忠训郎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一位小贩竟靠着卖油使一家人过上了小康生活，还进入官场，位列三班。这在宋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苏轼就提出了“农末并重”的主张，不但如此，他还身体力行，专门为一位卖油馓子的老妇人写诗打起了广告。诗中说：“纤手搓来玉色均，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
士农工商，商贾历来地位不高，但在这泱泱大宋，商人来源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小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僧人和牙侩，他们或苦心经营，或投机取巧都可发展为富商大贾。而中小商人则主要以城市中下坊郭户、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其中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兼营者。官员营商是亦官亦商现象，这些官员中不乏举足轻重的要员，如宰相、枢密使等，他们利用特权极尽所能地捞钱，其营商收入远远超过官俸收入，称得上是富商大贾。
商人，举足轻重。
花魁大会吸引文人士子参与其中，但生力军却是一干富商。所谓附庸风雅，所谓财大气粗，指的便是这些有钱没处使的人了。
花魁之争，说到底比的还是各自支持者的财力。
原本，聂胜琼是隐隐占了上风的。她本身是才女，素来拥趸甚众，又是主场作战，赌坊开出的赔率高居第一。
然而，首日赛事结束后，各大赌坊对相关的扑法纷纷作出了调整。从赔率上分析，贺丽丽和王萍萍将聂胜琼挤到了第三位，不出意外的话，本次花榜一甲便是这三人了。
对于聂胜琼的被“冷落”，自是有许多人为之打抱不平，拿周美成和秦少游压人，胜之不武，算什么本事？有能耐……单挑啊。
这些愤愤不平的牢骚旋即被另一条更加劲爆的消息所湮灭。
与其说是劲爆，不如说是……荒谬。
不知源起何处，十四日午前，“王棣将为聂胜琼奉上新作以备参赛之需”这样的消息不胫而走。
王棣？王棣是谁？几个意思？聂胜琼想用王棣的作品打败周美成和秦少游？这大概是进入元佑五年最荒唐的笑话了，没有之一。
聂胜琼何许人，王棣何许人，这二人怎会牵扯到一起？这其中究竟有怎样不为人知的秘辛之事？
于是乎，满城尽燃八卦之火。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关于王棣的来历很快被扒出——
王棣，是前大丞相王安石的嗣孙，也便是现江宁知府王安礼的亲孙，“临川三王”中王元泽的嗣子，早先有“半山小神童”之誉，又被赞为“王家宝树”，甚得王大丞相喜爱，自幼跟随祖父左右。但王半山去世后，王棣似也成了祖父笔下的方仲永，泯然众人，销声匿迹。
大宋朝不缺天才，亦不缺神童，文坛那些个大佬们，哪个不是年幼便天姿卓绝、聪慧过人的？但更不乏“方仲永”之流。王棣，大抵是因乃祖之故方被人过度吹捧而少具才名。王家虽多读书种子，但亦非个个都可成“临川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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