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湖款项？
这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无东风万般皆休，唯东风不破啊。
纵然苏太守将《乞开杭州西湖状》写的花团锦簇，且成功地说服了太后，但治湖可以，要钱的没有。
泱泱大宋，富庶远胜历朝历代，但国库也是真的不充盈呐。
富庶的只是“士大夫”之流。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是汉代的十倍。这还不算官员本人还有各种换季服装、绢、绵、禄米等“福利补贴”，官员家属还能按照等级获得衣服、粮食、茶叶、酒、炭，甚至是马料等种类繁多的“恩荫补贴”。为官清廉的包拯包大人，年薪便远超二万贯。
苦的是农民。农民除了交田税之外，还得交无数种附加税，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等等，能给农民拔下一层皮来。连朱熹都感叹，“古者刻剥之法，本朝具备”。
至于说商业兴盛也是真的，但经济和贸易实在难言成功，反倒是辽国在和宋朝通商后从宋这里赚走了大量铜钱……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宋朝农业和工商业从业者都很贫穷，但是横征暴敛的宋朝国库却更加空虚。宋朝士大夫阶层的贪腐现象之严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朝士大夫的生活极尽奢靡，即便是一代贤相的寇准，也是“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然炬烛。”
大宋虽富，但因三冗、岁币及高薪养廉的种种因素存在，是真的……没钱啊。
想朝廷下拨数十万贯钱治理区区一地之湖，想的太多。
要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郎想法解决治湖款项，真的敢想。
王棣忍不住想翻白眼，喝了口茶，说道：“可将淤泥置于湖畔，或成良田，亦可种植菱角、莲藕等物，且或租或售，放予百姓。只要价格合适，想来是大受欢迎的。此事可先公告之，有意耕种者签下契约，先付订金若干。如此可先获部分资金……但重头戏是……”
他又慢慢的说了两个字：“众筹。”
将未见影儿的东西租售予百姓，画一张大饼，空手套白狼呀。不过，正儿八经的通过官府获得土地或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于平民百姓而言，是大好事，必会趋之若鹜。以此筹得部分资金，可行，可为。
但众筹又是何意？
苏轼三人面面相觑，个个懵圈。
王棣免不了解释一番——众筹，顾名思义，即在民众募资，以支持发起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
好在苏轼思想较为前卫，这从他建“雪堂救儿会”（孤儿院）、“安济院”（公立医院）等事可见一斑，听王棣粗略一说，便明白了其中奥妙，缓缓点头：“倒是可行，只是，以何名目呢？又该怎样筹？”
王棣悄悄悄观察三人神情，皆是面露忧虑，看来真的是一筹莫展。也是的，祸不单行呀，老苏同志去年七月上任，就遇上大旱、瘟疫，好不容易妥善处理，转年又是降雨不歇，颇有久雨成涝之虞，怎不焦头烂额？而疏浚西湖事关民生大计，自是越早施工越好，但工程款不到位，说什么都没有枉然。
“时下连日降雨，疏浚之事可暂搁浅，正好留以筹措款项，子瞻先生不必过虑。有的放矢，事半而功倍……”王棣很是诚恳地说了两句，继而话题一转：“度牒如何？”
空气似忽然凝固了一般，“琼节草堂”出现了短暂的真空带。
对苏轼而言，原本灰暗的天空豁然开朗，阴霾一扫而空。
是啊，度牒，就是它了。
度牒，度僧牒省称，也叫戒牒、黄牒，是僧尼受戒的文字凭证，有度牒的僧尼，可以免除赋税和劳役。官府可出售度牒，其收入以充军政费用。
唐天宝年间，杨国忠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万钱。
宋英宗治平四年，赐陕西转运司度牒千件，籴谷赈济，皆为鬻度牒之利。本朝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而且它的价格还随使用范围的扩大而与日俱增。元丰七年着令度牒每道为钱百三十千，夔州路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到了此时则定价为三百千。
售卖度牒，绝对是暴利啊，乃是朝廷军政的重中之重。
对啊，请朝廷降度牒若干，何愁治湖之资？这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了，苏轼兴奋地来回踱着步，口中念念有词：“某这就上折子，就叫《杭州乞降度牒开西湖状》。如此一来，万事俱备，东风也至，大事可期也。”
念叨几句，他哈哈大笑，手指王棣：“三郎大才，只恨非吾家千里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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