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名字一出口，其他无庸赘述。赵营当前所有的工作的都是围绕着日前提出的九字方针进行。整军筹粮是为了“精武备”，在此期间，“广结援”的举措亦不可忽视。昌则玉时下提出的这这一串人，都是目前阶段必须全力结交的角色。
赵营虽驻扎在湖广，政令出自湖广布政使司，但军队的调配驱使之权则在总理熊文灿。可以说，熊文灿是目前赵当世的最重要上管，赵营往后要想发展顺心，自然无法忽视这么个顶头上司。而且督抚一级的地方大员，其实似赵当世这种身份的武将寻常难以企及，就比如湖广的巡抚余应桂、巡按林铭球等，他们碍公碍私未必愿意与赵当世结交。相反，因为有招安这事为纽带，赵当世才算有由头去搭熊文灿的衣裙。
陈洪范则不必说，既是为赵营招安牵线搭桥的“红娘”，而今又驻扎在与赵营咫尺距离的襄阳，更与张献忠、左良玉的人都关系匪浅，背景复杂，可称关键。与他交好，无论对赵营的当前还是以后，都很有利。
至于左良玉，此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说赵当世已经和左思礼见过面，有了联系，但昌则玉认为若等着左良玉再找来，未免给人一种自持托大之感。现在的赵营如履薄冰，又如在刀丛中舞蹈，每一步都得小心再三。左良玉没来，自己先找过去，足以体现诚意，也可以作为试探借机探一探虚实。
昌则玉重点提了一下龙在田。
此人是滇来客兵，年初以来一直驻扎在湖广，负责拱卫襄阳。但昨日散布出去的探子有回报称其营貌似有离开宜城转军北上的迹象。经过分析，昌则玉判断龙在田的目的地很有可能就是枣阳或谷城，而他则需负责盯梢新降的赵营或西营——朝廷再怎么胸襟开阔，终究还是得留个心眼，似张献忠这等反复惯了的人若不多加监视，怎能放心。龙在田部战斗力很强，有他坐镇襄阳，威慑力无疑远胜陈洪范之流。不管他最终是奔着赵营还是西营或者两营兼顾，都得早做准备，以免届时产生不必要的摩擦。
与这四人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赵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安担顺遂，故是重中之重。
后三人中，刘国能是赵当世故人，现也是明军中的一名将佐，说得上官军流寇两面通，值得厚结。而且其人目前就在左良玉麾下效力，或许在与左良玉周旋的过程中也能有些助益。
褚犀地与祝允成都是枣阳县内势力，尤其是褚犀地，赵当世至今尚未能摸清他的底细。即便没有左良玉这件事，赵营要想在枣阳县过得滋润顺利，打通第一实权派褚犀地的关节同样势在必行。而祝允成虽在左思礼口中一无是处，可好歹也是枣阳县的父母官，赵当世再怎么托大，也不能直接忽略了他。人言可畏，单听左思礼一面之词，终归偏听偏信，赵当世也想亲自会会祝允成，察其虚实。
“褚犀地、祝允成就在枣阳，主公可择日登门拜访，龙在田或许不日将至附近，等那时再去拜见不迟。”昌则玉依次说道，“熊、左、陈、刘四人距离较远，营事蜩螗，主公不能远离，就暂且着使者代为上门问候便了。”
赵当世应了一声道：“正可如此，褚犀地等人那里，等营事粗定了我立刻就去。外派使者的人选重要，我还得好好想想。”随即对何可畏、王来兴道，“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拜会之时礼品必不可少，而今营中固然钱财短缺，但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若为了一点资财锱铢相较，不免因小失大。是以礼品这块，还需二位费心安排。”
何可畏与王来兴皆道：“自如主公所言，必尽心竭力置办，不失我营脸面。”
赵当世又道：“营中事百端待举，要解决无法一蹴而就，还需步步为固。今日未时，召集军中军将，先事商讨改军事宜。”此言一出，昌、何、王皆肃声称是。
崇祯十一年的四月初，晴朗无雨，日光高悬。颇有一扫此前阴风冷雨的暖意，有火气旺的，因御寒的冬衣为褪，甚至都感到些燥热。出川后赵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制调整，便在此等时节热火朝天进行。
按理说，频繁调整军制对于军队结构的稳定不利。不过赵当世之所以不得不推行此事，有着诸多原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当然为了配合解决粮饷问题，另一个考虑则源于“顺朝廷”。
赵当世既为大明朝正牌参将，早前那些诸如“大掌盘”、“大都督”、“闯将”等等自封或他封的名号自不可再提上台面。由此一来，原先营中“总兵”这样的职位称呼无法再用，否则他赵当世尚为参将，侯大贵等人却是一个个“总兵”，在外人听来作何解释？就赵营自己内部军令传达人事调整也会相应存在诸多问题。
另外，虽然不能指望朝廷补贴军资粮草，但这种可能性却未必没有。而当初熊文灿的使者来赵营中就曾说过一句话，认为新附军军队结构紊乱，难以同明军现有体制相对应，是上峰量体预估拨付预算的一个极大阻碍。所以赵当世与昌则玉等人细细研究讨论后，决定还是尽可能贴近目前明军中惯用的军制结构来重新规范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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