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凡统治西南地区的政权必都于成都。这里是战国以来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三国蜀汉、十六国成汉皆然。凡据有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流域的政权都以建康为都城。
因建康前临大江，南有重岭，所谓“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形势险固，进可以规图中原，退可以划江为守。同时以长江为天然航道，西引荆楚，东连三吴，可以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
故孙吴政权自211年从京口迁都建业以后，虽两度迁都中游武昌，都不久即还都建业。因其地理位置远不及建业。
东晋咸和年间发生苏峻、祖约之乱后，建康遭受严重破坏，“宫阙灰烬”，有人建议迁都豫章（今江西南昌）或会稽（今浙江绍兴），均未获同意，东晋王朝仍都建康。以后宋、齐、梁、陈沿袭不改。
⑤原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魏晋南北朝时即成为控制这一区域的割据政权的都城。
如河西的姑臧原为凉州治，东汉以来，因“通货羌胡”，成为河西富邑。十六国时为割据河西地区诸凉的都城，酒泉、敦煌亦然。
有的城市虽为地区中心，因自然条件或社会因素的不利，难以成为一个政权的中心。如江陵和武昌为长江中游两大军事重镇。
侯景之乱后，梁元帝以湘东王、荆州刺史在江陵即帝位。因地处江北，无险可恃，不出三年即为西魏所灭。
三国孙吴政权曾两次迁都武昌，然离东吴政权的根据地三吴地区过远，最后在江东世族地主的舆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康死，不止武昌居”的压力下，还都建康。可见两地虽为一方重镇，但不宜作整个南方政权的首都。
⑥边区游牧民族在其政权建立和势力逐渐进入中原地区的过程中，在都城的选址问题上，往往表现为不断从边区向内地迁移。
如汉、前赵从离石迁左国城又迁蒲子再迁平阳最后都长安；前燕从大棘城迁龙城再迁蓟最后都邺；北魏从盛乐迁平城又迁都洛阳。这种迁移的过程也就是这一政权逐渐稳定和汉化的过程。
⑦有些边区民族在建立政权的军事征伐过程中，仍保留浓厚的游牧民族迁徙不定的习俗，故其政治中心也不断迁徙。
如河西鲜卑秃发利鹿孤据有河西走廊东部和湟中一带，史称南凉。他认为“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数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故其都城屡迁。陇西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亦同。
赫连勃勃于公元407年自称夏王，部下劝其定都，他以为“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不如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则击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故初无定治，至公元413年才筑统万城而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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