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是竹。竹里，有风，风声沙哑。傍晚的棒槌坡，有燕儿，低低飞翔。坡梁里，静静地，木屋站在那里，廊坊上似乎还晾着他的衣服，或者，是他一直舍不得丢弃的那床泛黄的草席罢。他还在家的，我喊，阿伢（父亲），伢……没有回应声。我静静地，站在柴门外，没有人，给我开门。他在哪里去了，到姨妈家讨酒喝去了么？或者，还在山梁上，放着牛么？
木屋的木柱上，还挂着过年时的红联，对联是我写的，一笔大，一笔细，潦草，疯狂。他从柴门进来，放了肩上的锄具，走到我面前，斜着眼，看了看说，写认真点，是过年呢。然后微笑着，关门进了屋。不一会儿，屋梁上便升起了一缕缕细瘦的烟，是他在点燃了夜宴的炉火。接着，他取下那两块用竹鞭穿的贴锅布，端出一鼎黑亮的土锅，参了水，倒进了米，拌匀后，放到撑架里烧，直到饭熟。
大抵我10岁起，他就这样了的。半边当爹，半边做娘。天没亮，就出门，天透黑，才回到木屋来，草草地抹一把澡，累了，连澡也省了抹。但饭，他是一定要做的。他说，再难，我们也要好好活下去，为你死早的娘。
渐渐地，别人的炮声不断炸开了，可以看见冲天的炮火，远远地穿过木屋外的竹林。许多欢歌，在村子的那边，或者这边，飞扬。过年了，能不高兴么。他端出了酒，放在火炕边，然后又摆放了三个泥碗，斟上酒，一个给母亲，一个给我，最后那个，是他自己的。他爱喝酒，酒是他自己酿的，偶尔，木屋里没了酒，他便到隔坳那边的姨妈家借酒喝，半月后，归还。他抬起酒，说，满崽，喝！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我一直坚信，我的酒性，以及，我为人的秉性，准是得了他的真传，要么，我不会那么多的爱酒，吃酒，像喝水。
他是194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的，他出生时后就被套上了“富农”的高帽子，别人骂他是剥削阶级的子女，是“四类分子”。
他天生聪颖，从小就长心眼。据说他曾偷偷地观摩老屋上坎的吴进士写过不少字。吴进士家是地主，家境好，读了不少书，是旧社会的文化人，写字深得颜体楷法，在后来的阶级斗争中惨遭批斗而死。我朦朦胧胧的年少记忆里，似乎还记得吴进士家的子孙变卖他家老房子的时候，许多村民背着竹篓去刨挖他家的老屋场，他们想挖出吴进士藏在地下的银子。整块硕大的屋基被挖了米把深，但最终空喜一场，连银子的半边影儿都没见着。我由此而断定后来的吴进士一定是清贫的，倒是那些拆散下来的屋壁木板，刻满了字，或是《三字经》里的佳句，又或是《增广贤文》里的美言。那字一律颜楷写就，雄浑有力，肥而稳健。他看着那些渐渐被人扛往山外变卖的板壁，疑着神，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他凭借偷来的一手好字帮别人誊写过不少酒歌和山歌，他记忆力极好，抄写过的酒歌和山歌都被他记在了心里。他因此特别喜欢玩山，后来他被别人判为“玩山头子”游街示众。不过，玩山仍是他的唯一爱好，只有在玩山的时候，他才不遗余力地将他心中的山歌和才华唱出来。他嗓门大，音脆，有磁性。他的山歌一出口，好几个山坳外都听得见。每逢节日良宵，待得他喝过了半盅苞谷酒后，木屋里，于是到处都塞满了他的歌声。他的山歌不但唱得好，他还能临时应阵，待得别人的歌声还未落下，他的对唱便脱口而来了，一时名播湘黔四十八寨。却因为若此，他惹了祸害了。他无缘无故被人捆绑着拉到了公社，母亲在家里急得团团转，到处求人，均无济于事。就只是喜好玩山，公社里的领导不知道给他定个什么罪，他被关押两天之后，一个“玩山头子”的罪名便落到了他头上。他后来很少提及玩山的事了，而玩山这一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那年，父母官们决心将玩山这一活动闹大闹红，派了几伙人来请他出山唱歌，他一口回绝了他们。但我后来却常常看见他横着两池浑浊的热泪，不断地翻阅他的那几册手抄歌本，一边翻，一边轻轻地哼了起来。
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勇气，仅仅上过小学五年级的他，怎么都想把我送进大学的殿堂。那时，家里早已贫贱若洗了，长年患病的母亲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整个担子都落在他的肩上。交不起学费，我的兄弟姐妹都纷纷辍学了，唯有我，依仗多得的几张奖状躺在他的血汗中继续着学业。他一直希望我初中毕业后考师范学校，做一名老师。他特别仰慕我那位当老师的大舅，大舅是寄拜给了外祖父做干儿子，是母亲唯一最亲的兄长。那时，我常常看见大舅穿着雪亮的皮鞋来到木屋走亲，衣服整洁，挎一个公文包，虽然没戴眼镜，却也显得十分的文质彬彬。他大概也是希望我能像大舅那样，好好地做个老师，清闲且受人尊敬。但是我到底是让他失望了，没有考上师范，没有当上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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