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独树一帜的佛教理论和佛经翻译思想
谢氏家族大约在进入南朝以后，宗教信仰基本上完成了由道教世家向佛教世家的转变，—批佛教信徒和佛教理论家也随之产生。在这些人中，最有建树的是谢灵运。他的佛教思想和在佛经翻译方面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
在佛教思想上，谢灵运主张化解佛教与玄学、儒学之间的矛盾，在《与诸道人辩宗论》中提出了折衷佛、儒的全新观点，认为“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极”，应当“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这种把儒家作圣之功和佛家顿悟思想相结合、用佛理充实和改造儒家思想的论点，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当代学者汤用彤所说的那样，由于谢灵运这种新论点的提出，“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其作用不啻在宣告圣人之可至，而为伊川谓‘学’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
在翻译理论上，由于谢灵运有长于道观、精通梵文的自身优势，“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他曾与刘宋着名高僧慧睿探讨梵文佛经中词句的含义，后来慧睿就根据这些探讨的问题编成了《八十四音训叙》一书。另据唐人慧均所编《大乘四论玄义记》载，谢灵运在精通梵语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反语成字”的翻译规律，其中涉及到中外音韵方面的双重问题。书中又称：“谢灵运亡，诸经胡字，前后谁说，莫能是正，历代所滞，永不能解。”这里把谢灵运的去世当成佛经翻译界的一大损失，甚至认为许多疑难问题从此永远不能解决，虽然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谢灵运所具有的真实地位和影响。
淝水战后南方内部矛盾复杂。一为上下游即桓氏与谢氏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太元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决，“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谢安传》）。另一矛盾，即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而微有暴露。淝战后久不封赏，较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矛盾。加以谗毁迭起，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不得不于太元九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十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死。
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排除了谢氏在中枢的存在。这样，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十三年正月死。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安）既薨，远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据此可知，谢氏始宁山居，当始创于此时。这是陈郡谢氏家族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谢玄解驾东归以至于死，标志着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发展的顶点。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再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只是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着对北府兵的影响，这通过谢琰的活动可以看出。
谢琰为谢安之子。谢安死后十余年间，即东晋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相持以及太原王氏两支分助主相的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人物包括谢琰，均无所作为，这是谢氏家族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结果。隆安元年（397年）王恭反于京口，朝廷始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领兵征讨。这显然是由于陈郡谢氏门户可以当太原王氏门户，而谢琰与北府又有历史渊源，司马道子欲加利用的缘故。王恭事平，谢琰于隆安三年迁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案晋制，假节虽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之权，但谢琰为刺史假节而不得为都督，毕竟只是单车刺史，与都督徐兖诸州军事的刘牢之相比，势力大不相同。朝廷此授，不过是在王恭事平之后欲以谢琰平衡刘牢之而已。
孙恩兵起，朝廷始加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以镇压之。隆安三年，谢琰以徐州刺史加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到此为止，谢琰始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据《谢琰传》，谢琰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徐州文武”，盖指徐州刺史所率的文武吏，这是谢氏直接掌握的徐州力量，而不是指在刘牢之手中的北府兵。隆安四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再能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就趋于破坏。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消失了的政治格局，在刘宋时还有较强的余波。治国需要知识，而通晓朝典、诸悉人物、具有治国知识的人，在当时只有士族。可以帮助皇帝实现统治的寒门知识分子，其出现并发挥作用还须一段发育时间。刘宋文帝元嘉一朝，决断权无例外地属于皇帝自己，但是朝廷中王、谢士族充斥，大事都有他们插手。文帝为了实现皇权政治，有魄力诛杀前朝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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