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勾镶，则仿佛不太为人所熟知了。
勾镶是一种汉代常见的，钩、盾结合的复合兵器。此种兵器兼具防、钩、推三种功用，一般配合环首刀使用。它的样子有点怪异：中间是一个巴掌大小的圆角方形薄铁板，铁板中间有一个竖起的铁锥，后面有一个握把；上下各有一个铁条，其顶端均弯起如钩状。
汉代刘熙《释名·释兵》说:“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用之宜也。”
此种兵器兼具防、钩、推三种功用，战斗时一般用左手的钩镶将敌方长兵器钩住（对戟头横出的小枝特别有效），或者用于格挡敌方武器，同时右手环首刀攻击敌人。还可以用身体抵住勾镶，向前推送，以盾中间的铁锥刺伤敌人。因此，勾镶的作用较单纯防御的盾要积极得多了。
要说郭斌为了给他的部曲换装，却也是费了很大的心思。
先说皮甲，从郭斌一到伏龙山，开始以打猎换取生活物资之时，便有了保留虎、熊等动物皮『毛』，以之用作皮甲的想法。到后来，戏志才给郭斌出主意时，亦将收购牛皮以备制作皮甲提了出来。因此，伏龙山庄的仓库中，除了粮食，最多的便是在各地收购的牛皮和猪皮。
环首刀的装配，却并未有什么波折。
郭斌受自己印象中“古代禁止携带兵刃。”的思想的影响，并不敢明目张胆地为手下配备环首刀。直到与戏志才一番交流，才知道汉代自始至终并没有禁过民间携带兵刃。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帝）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谪，铸以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因此，史学界普遍认为，秦朝对兵器的生产、发放、收缴、管理，有着一整套严格而规范的管制制度。
汉承秦制，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汉朝的兵器管制亦是很严格的。
元狩四年,汉武帝“举凡天下盐铁,作官府,除（任命）故盐铁家富者为吏。”“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即在左脚带上六斤重的铁锁）,没入其器物。”这是汉武帝时，为增加国库收入，对抗匈奴，而实行的盐铁官营的策略。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国企了。可见汉朝对铁器生产的控制，的确是非常严格的。
《史记·高帝纪》记载：“（高祖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
意思是汉高祖下令，商人不得穿锦绣绮罗等名贵织物，不得持兵刃，不得骑马、坐车。这是极度贬低商贾社会地位的做法，是汉代“与民休息”，“重农抑商”的国策的体现。于是，便有人得出了汉代不得携带兵器的推论，实在是大谬不然。
汉高祖下诏令，不允许商人携带兵刃，言外之意，“只要不是商人，便不在禁止之列。”因此，汉高祖的这道诏令，反而证实了汉代并没有禁止携带兵刃的法令。
而诏令中所说的“『操』兵”，恐怕专指“剑”。因为就像“戈”、“钺”可以代表帝王无上的威严，“剑”也是士大夫展示身份以及修身养德的代表。《淮阴侯列传》中记载：“淮阴屠中少年有辱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可以看出，“好带刀剑”，确实是彰显『逼』格的一大利器，就像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带着搪瓷杯子一般高端、大气，而且很上档次。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意思是说：若不具备“信、廉、仁、勇”这四种德行，就不配传兵论剑，（剑）象征着“道”，内可以修身养『性』，外可以应对突变，君子以之比于“德”。
因此，刘邦的那道诏令，实际上确实是为了极力贬低商人地位所发，而并非禁兵令。
《汉书·王莽传》记载：“禁民不得挟弩铠，徒四海。”意思是说，禁止民间私藏弩和铠甲，否则将其流放四海偏远之地。
此处是王莽对携带兵刃的明确禁止令，然而所提到的仅仅有“弩”和“铠”，而并未提到刀枪剑戟，其实历朝历代亦是这么做的。
因为弩是单兵携带的可以造成伤害最高的武器，是现代社会狙击步枪一般的存在，乃是国之重器，不允许民间私藏是可以理解的。而“铠”的禁止，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了。
在冷兵器时代，一件皮甲就可以抵挡得住大部分弓箭的『射』击，亦可以挡住轻兵器（如刀、剑）的劈刺。而铁甲，则可在一定距离之外抵挡弩箭的『射』击，并可以很好地挡住重兵器（如马槊、长刀）的攻击。因此，铠甲可以给士兵胆气，使之可以无所畏惧地前进，攻击。
张梁之所以如此看重郭斌庞大的家产，是因为他可以给士兵换装皮甲。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为何要单单强调他的十三副铠甲呢？为何不说十三把大宝剑？或者说十三匹马显得更有钱一点？因为那十三副铠甲是违禁品，是私藏的，是不被明朝『政府』所批准的，所以才可以作为他起兵之初最重要的财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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