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X年，我二（戴望舒）
好吧，谢谢大哥，我继续讲我的故事。
被卞之琳认为我最好的几首诗，《狱中题壁》、《等待》和《我用残损的手掌》，都是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期间写的，但那时只能悄悄地写，不能发表。在我的冤情得以洗雪之后，这三首诗都发表了。不但让不少人的对我的诗路刮目相看，也再次证明我不可能是投敌的汉奸。有评论家说，《等待》里描写的监狱里的酷刑，非亲身经历者根本写不出来。
这些诗里，获得好评最多的是《我用残损的手掌》，全诗如下：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在那黑暗的年代，这首诗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好评如潮，几乎赶上了当年《雨巷》发表时的风光。有些人对诗里那“辽远的一角”展开了争论，有的说是重庆，有的说是延安。我对这些争论只是私下里哈哈一笑。跟许多诗人一样，我觉得诗是不宜解释的。
这首诗甚至造成了国际影响。法国汉学家苏珊娜·贝尔纳几乎把这首诗抬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她说：“《我用残损的手掌》无疑是中国诗人戴望舒的顶级作品，也是他代表的中国新诗的顶级作品。在这篇作品中，诗人竭力把前期经验——形象的感染力（对每个地区的描写，都力求概略而精确）、强烈的感受（芬芳、微凉、彻骨的寒冷、从指间滑出的水等）——与新的内容和新的感情结合起来。”
一天，我从一家书店出来，手里捧着的新买的书差点滑落地上。一位女郎在我眼前飘过。绛年！我心里喊着。我嘴里没有出声。她不是一个人飘过的，而是被一个老头搂着。我的腿带着我跟在了他们后面。他们俩侧过头来的时候，一个向右侧一个向左侧，我转过去看着橱窗，感觉自己象是在做贼。我在橱窗里看见，绛年竟然在跟这个老头接吻，光天化日下，在香港街头。可是这个老头好象并不老，甚至就长着一张年轻男子的面孔，只是头发花白了，差不多全白了。他们俩的眼光根本没有向我这里转过来。做完嘴的功课，这两个人又转了过去，吸着我的腿继续地跟进。
他们走进了一个花园，我也跟了过去。我又怔住了，他们走进的居然就是我的林泉居，我和丽娟、朵朵的幸福花园。我呆呆地继续走着，却没想到人家可以随时地再次地转过身来。然后我听到了个清脆的声音，直接在我的脸前鸣响：戴大哥！我才发现我不自觉地继续地跟进，跟得太近了，一直跟到了他们的脑袋后面，而他们的脑袋恰在此时转了过来。
绛年还是这样的年轻，几乎跟那时候，在松江的时候，一样的年轻，在大仓桥上，在河里的船上。
而这个男子是我没有见过的。花白的头发裹着的是一张典型广东脸，跟上海人或者江浙人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么脸对脸地站在那里。绛年说：是你啊，戴大哥！我说：是我。绛年说：你怎么啦戴大哥？我是绛月啊。
她是绛月？我说：你是绛月？她说：是的呀，我是绛月，我哥哥是施蛰存，姐姐是施绛年。
原来她是绛年的妹妹。当年，当她的姐姐甩掉我的时候，她姐姐的父母说过的那个可以顶替着嫁给我的绛月。我好象有些觉悟了。觉悟让我说出一句世界上也许最莫名其妙的话：你今年多大？
我这话也不算太莫名其妙。如果她是绛月，那么她很不象当年的绛月，却象极了当年的绛年。我再一想，也许是真的，这么多年没见面了，绛年不该还这么年轻，而绛月那时，我最后一次见到的时候，好象只有十四岁。她那时还在往成熟里成长，也许真的后来就越长越象她的姐姐了。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幽幽地说：戴大哥，姐姐去世了。
那天我很晚才回到我的住处。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整个就是一种梦游的状态，或者喝醉了酒的状态。一直到进了家门，没有回答静的问题（你这是怎么了？），走进卧室，关上了门，绛月的那些话，包括“姐姐去世了”，才在我眼前和脑袋周围炸了开来。我的感觉就象是看着日本投降后，重新回来的港英当局在维多利亚湾放的焰火，不，不是看着，而是我就被那焰火炸着，我就在那里面挨炸，脑袋被炸晕了，炸得没有知觉，眼前是五颜六色，绿的横飞出去，红的斜落下来。在远处看着可能是很美的，远处一定有很多人在欢呼雀跃，叫喊着太好了太美了该炸炸得痛快。可是我在那里面，直接被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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